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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尚绍华认为第七条也存在不合理之处,她认为,该条同样违背了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基本精神,也不利于均衡保护夫妻双方及其父母的权益。 她指出,在目前城市高房价背景下,该条款在保护房屋出资方父母的权益方面,具有现实意义。但从实施效果看,另一方可以通过“加名”获得权利,出现的“加名潮”表明这条规定并未产生立法者期待的效果,反而动摇了人们对婚姻家庭的信心。 闵济宏律师表示认同,“该条款体现了公平原则,在离婚率高、婚姻维持期不长的背景下,有利于保护出资者的利益”,同时,他也指出,派生出的“加名潮”的确带来了婚姻不稳定问题,让夫妻双方产生不信任,而出现婚姻危机,同时也对另一方不公平,“该条款有些偏激”。 尚绍华还认为,该条款没有考虑到由父母出资购买房产,产权却登记在另一方名下或双方名下等情形的产权归属问题。出资性质和份额也不明确,如果父母的出资是赠与,则无关产权,“父母出资”如果也包含父母部分出资、婚后夫妻共同还货的情形,将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闵济宏从法律实践中也得出相关结论,“没有明确区分父母出资行为,容易产生纠纷”,他解释说,如果父母是赠与行为,房屋则属于夫妻二人共有财产,不易产生争议,而如果投资的房屋是用于子女居住,则是投资行为,应该保护出资人的利益。 “二种区分不明,法院在判决时只能依据经验和趋势”,他建议,为体现公平合理,父母出资的钱,应该划为子女夫妻二人的债权,独立出来。
2011年,在严格禁止酒驾后,仍有6.2万人死于车祸。制图:黄思勤 政协委员认为事故高发主因是对交通违法责罚太轻 建议加大处罚力度 本报讯 (特派记者肖欢欢、林霞虹、李华)“我们国家的汽车不是全世界最多的,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却是世界上最多的。一方面是处罚太轻,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汽车公德教育。”针对中国交通事故高死亡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如是分析。他建议,应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对交通违法实行高额的经济罚款以至刑事处罚以示震慑。同时还应倡导“汽车公德”。 交通事故死伤人数连续十年高居世界第一 陈建功昨天在提案中表示,交通事故已成“中国第一害”,交通事故死伤人数连续十年高居世界第一,每年车祸夺去的生命让我们痛心疾首。 数据显示,2011年,在严格禁止酒驾后,汽车保有量达到1.04亿辆的中国,有6.2万人死于车祸。而汽车保有量在7000多万辆的日本,车祸死亡人数只有区区4611人。汽车保有量2.85亿辆,大大超过我们的美国,车祸死亡人数只有4.2万人。 事故高发主要原因是违法处罚太轻 为什么中国交通事故高发不降?陈建功分析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的交通违法责罚太轻,不足以引起重视。 陈建功认为,以去年12月出台的《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为例,对于违反《校车安全条例》的处罚不够严厉。 《(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不避让校车的,处500元以下罚款。在英国,任何车辆妨碍校车通行或者与校车发生事故,都会被处以120英镑罚款。假如司机是在违章的情况下与校车发生刮蹭,轻则禁驾一年,重则将被判6个月到1年的监禁。在美国,校车停车上下学生时,车上会伸出一个“STOP”的标志,此时校车前后所有车辆必须停驶,就连总统的车辆也不例外,否则就会构成最严重的交通违章行为,将被重罚1000美元。 成年人的“汽车公德”还不如小学生 陈建功认为,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背后,与发达国家民众先进成熟的道路文明相比,中国人的“汽车公民”道德普及才刚刚起步,缺乏一套“汽车公民”道德与之配套。比如,占用应急车道,这样可能给别人造成生命财产安全损失。 他表示,由于现在中小学生已开始进行道路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如今中小学生的“汽车公德”意识比大人还要好。很多大人闯红灯,开车时也闯红灯,反而被小孩子制止。 建议 加重对违法行为的责罚 陈建功表示,对比国内外关于对交通违章的处罚力度可以看出,我国法律(或条例)对于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失之于软弱。 为了真正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尽快完善并颁布《校车安全条例》,加重对违法行为的责罚,即实行高额的经济罚款以至刑事处罚。只有加大违法成本的付出,才能构成对违法行为的震慑。 此外,还要鼓励有关部门、企业制定相应的奖励措施。比如对超过某一期限没有违章记录的驾驶员,应予税收或其他方面的减免;比如鼓励保险公司出台“无违章记录”折扣奖励制度;比如鼓励汽车企业对本品牌汽车车主开展多少万公里无违章奖励制度等,给尚德守法者以社会荣誉和经济鼓励,真正形成“汽车公德”大行其道的环境。 各国交通违法的处罚对比 闯红灯: 中国:处警告或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日本:处以三个月以下徒刑及五万日元以下罚款。 美国:罚款400至800美元,被教育多次不改吊销驾照。 “超速”: 中国: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十的,给予警告;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罚款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日本:根据超速多少增加罚金,一般的处罚是300至800美元。危害公共安全有可能面临服苦役半年的命运。 美国:超速的平均罚金是200美元。最高额的罚单可超过500美元,个别州还有权增加入狱处罚。 “疲劳驾驶”: 中国:罚款20元~200元,规定罚款200元。 美国:罚款600美元。 英国:扣3~6分,处以1000英镑以下的罚款;并被吊销执照一段时间,情节严重者会被起诉。 “无证驾驶”: 中国:罚款的数目规定200元以上2000以下,并处以15日以下的拘留。 日本:六个月以下徒刑及十万日元以下罚款。 美国:18岁之内无证驾驶会罚款5000-10000美元。18岁以上者,8000~20000美元,入狱两年。
周强接受采访。昨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湖南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本报讯 (记者沈玮青)昨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湖南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并向媒体开放。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表示,他的个人情况都已经向组织汇报,不存在“裸官”的情况。 2010年4月,周强就任湖南省委书记。作为“60后”新生代省部级官员,周强昨日的亮相吸引了大批媒体到场。周强对社会上目前比较关注的“裸官”现象作了阐释,并表示自己不是“裸官”。 周强说,党和公务员的纪律对于“裸官”问题是有非常明确规定的,官员个人和家庭的重大事项都要进行申报。《公务员法》以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领导干部亲属是否具有外国国籍,是否和外籍公民有通婚情况,均要进行报告。 他表示,上述两项规定对干部的任用要求非常明确,“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情况都向组织做了报告,没有有关的这个问题。” 此外,谈到校车问题时,湖南省省长徐守盛表示,教育支出占到省财政总支出的16%,其中校车是重要的支出项目。“我们把学生安全放在安全生产的首要位置。除了校车外,还有其他方案解决学生安全问题。因为湖南还有2900多个渡口,很多学生渡船上学,同样面临规范性管理问题。我们都在采取相应的措施。” 焦点 谈雷锋 雷锋精神可以跨越时空 湖南是雷锋的家乡。周强昨日表示,雷锋精神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奉献”,雷锋精神是跨越时空的。他为雷锋是湖南人而自豪。 周强表示,湖南有“学雷锋”的深厚群众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并争取走在全国的前面。他还表示,要创新学雷锋活动的载体,比如大力推行志愿服务。通过学雷锋,湖南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一定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谈打黑 打击犯罪就是保护人民 周强学法律出身,湖南也正在大力推行建设“法治湖南”。昨日回答记者关于湖南“打黑”的问题时他表示,湖南依法打击各种形式的犯罪,其中包括黑社会性质的犯罪。 周强表示,湖南省的社会治安,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和持续向好的态势,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也在不断提升。从“法治湖南”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来看,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依法惩处各类犯罪分子,是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其内在要求,这是对人民最好的保护。 谈工作 办好湖南的工作是职责 对于执政湖南以来的感受,周强表示,最深的体会就是要始终牢记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好、实现好、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对于网络上流传的他将调往重庆的传闻,周强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自己是湖南的省委书记,办好湖南的各项工作是他的职责。省委省政府正在按照中央要求,全力推动科学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民生。 现场 “火星人”求话筒 在昨日的提问环节,主持人表示并没有事先安排“托儿”,所有媒体提问机会均等。这让在场的媒体记者纷纷“出奇招”,想方设法获得提问机会。 有位记者手拿矿泉水瓶向主持人示意,得到了一次提问机会后,各路记者纷纷挥舞手中的彩色信纸、书本等,想吸引主持人的注意。 此后主持人称要“给外国媒体一个机会”,又引得“本省媒体”、“外省媒体”要求提问的呼声此起彼伏。有记者甚至开玩笑说:“我是火星来的!”
“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明确表态,已成为两会内外民众的共同心声。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晓郁将其视为中央的决心:深化改革,让收入分配制度更合理、更公平、更公正,迈过共同富裕这道坎儿。继前年提出“国民收入倍增”、去年提出“民富优先”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再次带来关于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整体方案的提案。他强调,收入分配改革“到了该作决断的时候”。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的4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组数据是:2011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增长24.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4%和11.4%,均不足公共财政收入增速的一半。已过花甲之年的孙晓郁毫不客气地指出,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如果经济发展的过程带来的不是共同富裕而是两极分化,那么我们很多改革开放的意义、成果,甚至老百姓对改革开放的期望都会被弱化。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位老人去了青海、云南、贵州等欠发达地区进行调研。他说,改革开放的成绩的确很大,一些中西部城市已经建设得很漂亮,但是如果从城市向外走几十里路,走几百里路,就会感到难过。在同一个会场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蕴岭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这4个字,就意味着我们的收入分配应该更公正。”而在迟福林看来,收入分配改革绝不仅仅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个税起征点这样局部的改革,它意味着国家发展取向必须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我们提倡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而扩大内需的一个必须前提就是民富。”迟福林说。事实上,上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便成功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当时的首相池田勇人认为:“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若劳动者工资水平增速低于GDP增速,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十二五”规划已明确提出“藏富于民”的原则。而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明确纳入“改革的重点任务”,并提出“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两会以后,孙晓郁准备再次奔赴中西部调研。满头白发的孙晓郁告诉记者,很高兴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未来政府还要努力,不回避,不拖延,去改变不合理的现状。“真正的富,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富。”这位委员动情地说。
政协委员甄砚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 本报讯 (特派记者李华、李栋、肖欢欢、陈翔)嫖宿幼女罪的废存之争,一直不绝于耳,略阳县“嫖宿幼女案”之后,嫖宿幼女罪更是被民众诟病。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甄砚,认为设置嫖宿幼女罪这个罪名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 甄砚认为,嫖宿幼女罪的设置有悖国家保护妇女儿童的承诺,同时她列举了相关数据,2000~2004年五年间,各级法院共审理嫖宿幼女案件17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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